就在幾人消化魏廣德的建議，采購倭國銅料的可行性時，其實魏廣德已經知道其中是有利可圖的。

　　其實早在唐朝，中國的銅錢就已經流向倭國，還十分受歡迎，叫做“渡來錢”。

　　日本的早期貨幣史歷程一直深受古中國的影響，日本最早的金屬鑄幣是模仿中國唐朝“開元通寶”銅錢所鑄，“皇朝十二錢”也完全是參照唐錢而鑄。

　　“皇朝十二錢”停鑄后，古中國銅錢（以北宋、明錢為主）大量輸入日本，壟斷了其貨幣流通領域，開創(chuàng)了日本的“渡來錢時期”。

　　在中國進入明朝以后，白銀在民間被廣泛作為貨幣使用，且白銀貨幣化已成趨勢、不可逆轉，白銀在貨幣流通中的地位不斷上升。

　　到16世紀時，白銀逐漸成為了主流貨幣，地位超過銅錢，并逐漸被明朝廷官方認可為法定貨幣，加之歐洲商人頻繁出沒東亞地區(qū)，這些也都深刻的影響著日本流通錢幣的變化，日本逐漸也進入“金銀銅三貨時代”。

　　明初時，因倭寇作亂問題，明太祖斷絕與日本，禁止對日本貿易。

　　直到1403年，日本室町幕府政權向明朝稱臣納貢，正式確立了與中國的“勘合貿易”關系，即官方朝貢貿易，民間私商貿易依然被禁止。

　　此后，日本室町幕府頻繁派遣使船來中國，向明朝皇帝獻貢，并獲取明朝皇帝的大量賞賜。

　　在賞賜的物品中，包括大量的中國銅錢，這些銅錢到日本后就成了“渡來錢”，通行于日本貨幣流通。

　　在勘合貿易模式下，日本使者向明朝皇帝朝貢的物品主要有銅礦、硫磺、黃金、刀劍、扇子、漆器等，明朝皇帝賞賜給日本使者的主要有生絲、絲織品、棉紗、砂糖、陶瓷器、銅錢等。

　　其中，大明的生絲和絲織品在日本十分暢銷，而且售價非常高，利潤可達4到20倍。

　　每次朝貢時，日本使者都可獲得明朝皇帝的大量賞賜，遠超其朝貢的物品價值，因而凈獲利頗豐。

　　1467年“應仁之亂”后，室町幕府實權旁落，失去了對勘合貿易的控制權。

　　當時，一些日本的地方封建領主，與日本私商結盟，打著“幕府”的旗號，掌控了勘合貿易，與明朝進行貿易往來。

　　由于日本政局分裂，日明之間的官方勘合貿易已名存實亡，而且勘合貿易難以滿足日本對中國商品的需求，由而，日明之間的民間走私貿易隨之興起。

　　在民間走私貿易的發(fā)展過程中，一些精明的商人意識到當時中國非常需要白銀，而且白銀在中國的價格，比其他地方都要高。

　　因而，只要把其他地方的白銀，運到中國，就能獲利頗豐，而且還能用白銀直接購買中國的商品，再運回本國。

　　于是，一些商人就開始從事日明之間的白銀貿易，日本的白銀流向中國，中國的商品流向日本。

　　實際上，發(fā)現白銀在大明的價值后，商人們就把投機的方向轉到白銀上，而放棄了銅料交易，一般也就是順帶手才會帶回少量銅料。

　　這一時期日本的礦產開采和精煉，及鑄造技術都比較落后。

　　在商人們停止或者減少向大明走私銅料后，在倭國的銅價大跌。

　　而在1533年之前時，日本因銀礦開采和精煉技術十分落后，白銀產量非常少，所以只有很少的日本白銀被運往中國。

　　不過，1533年之后，一名日本商人神谷壽幀將一種先進白銀精練技術“灰吹法”引入日本，用于開發(fā)石見銀山，并快速普及開來。

　　由此促使日本諸多銀礦被相繼大規(guī)模開發(fā)，日本的白銀開始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。

　　而此時的日本，正值日本各地方封建領主激烈混戰(zhàn)時期。

　　由于戰(zhàn)亂導致軍費支出龐大，開采金銀礦無疑是一個最佳的財源途徑。

　　在各封建領主爭相開發(fā)銀礦之際，金礦的開發(fā)也掀起高潮，而且當時黃金的開采技術也有進步，從原先的直接采取砂金，發(fā)展為從金礦石中提煉黃金。

　　金銀礦的競相開發(fā)，為各封建領主帶去了豐厚財富和軍費資金。

　　而且，各封建領主還為了爭奪金銀礦資源，而相互開戰(zhàn)，不斷地刺激著金銀礦的開發(fā)。

　　日本的金銀開采迎來了一個長達百年的歷史高峰期，這一時期也正是日本所謂的“戰(zhàn)國”時期。

　　在倭國民間，此時大量金銀被開采出來，但是倭國缺乏先進鑄造技術，所以流通的本土貨幣就是由金銀銅為原料制作的長條或者餅狀，也是采用大明的方式以重量計算價值。

　　據魏廣德所知，制作精良的中國錢幣在倭國是非常受歡迎的，根本不用擔心因為成色或者重量的原因而失去他們的認可。

　　雖然不會專門讓工部鑄造針對倭國的錢幣，但是魏廣德確實打算用最省錢的方式鑄幣，盡可能在鑄幣過程中為朝廷賺錢。

　　而憑借的，正是大明精良的鑄造工藝。

　　是的，不管當政的是他張居正，還是他自己，早晚都要面臨大明財政不足的困難，如果能夠給朝廷找一條穩(wěn)定的賺錢路子，比如會讓大明的統(tǒng)治更加穩(wěn)固。

　　其實大明王朝覆滅，根本不在于腐敗，而在于制度，朝廷手里沒錢，沒地方收錢。

　　每年商人巨大的利潤揣進兜里，卻幾乎不用向朝廷繳稅，這在西方完全不可想象。

　　來自后世的魏廣德依舊認為，繳稅是公民的義務，商人有錢，更應該繳稅。

　　收商稅，無疑是解決大明財政窘境最簡單的辦法。

　　只可惜，他也不敢在這個時候提出收商稅，那影響太大了，會招致整個士紳階層集體反對的。

　　因為商業(yè)方面，其實根本還是被士紳階層把控。

　　魏廣德是錢要賺，稅也愿意繳，只可惜沒人收。

　　其實在后世，國人也并不抵觸繳稅，大家也都認可應該繳稅，只不過是想少交點，所以才會有偷稅漏稅。

　　但你真問他該不該繳稅，其實大家都會點頭，認可交稅，只是覺得稅率太重了。

　　當然，這個觀點在九十年代前是不存在的，那之前因為主體是公有制的原因，基本上沒稅可交。

　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后出現個體和私營經濟，稅收才逐漸恢復征收。

　　大部分人的觀點不是一下子可以扭轉的，所以八十年代抗稅非常普遍，大家都沒有該繳稅的意識。

　　商稅一時半會兒沒著落，所以魏廣德就只能向著靠大明的威勢，利用鑄錢的方式豐盈下國庫，也算是變相收稅。

　　這也是他選擇把鑄幣利潤交給戶部的原因，而不是按照以往慣例留在工部。

　　在王國光、朱衡離開后，魏廣德被張居正叫住，詢問他關于從倭國獲得銅料的辦法。

　　現在，朝廷要是堂而皇之從倭國進口銅料，和他們進行貿易，怕是招致直滿朝大臣的反對。

　　張居正雖然猜到魏廣德想利用轉口貿易的方式進行，可中間會有人獲益，這事兒要是傳開，對他們的威望是會有影響的。

　　“這是個麻煩，可解決起來其實也簡單。”

　　魏廣德被張居正留下，其實并不驚訝，他也想到了他肯定會問其中細節(jié)。

　　這個錢，魏廣德不打算賺，賺了以后爆出只會給他留下污點。

　　于是，在張居正問起后，他就呵呵笑道：“參考民間商會的模式，朝廷占五成股，內廷占兩成，剩下的三成對外發(fā)售，勛貴占一成，剩余兩成則售賣給商人，也是貿易的資金來源。

　　商會雇傭一部分朝鮮人做水手，就說是從朝鮮購買銅料，實際上就是走那條航線采購倭國銅料。

　　明面上找個朝鮮商人做代表就是了，朝廷這邊對接則是戶部和工部出面，都察院派專人進行監(jiān)督，定時更換。

　　這些，其實也就是做給外面看，私底下還是要盡量不讓消息傳開。”

　　“可是，這可瞞不了人吶。”

　　張居正猶豫道。

　　“瞞什么人，不過是做表面文章，真要完全隱瞞下來，怕不是雪花般的彈劾奏疏飛進宮里。

　　戶部和工部采購朝鮮商會的銅料，他們有什么好說的。”

　　魏廣德滿不在乎說道，“就算有人注意到，只要稍微查查就知道不能繼續(xù)，勛貴憑什么入股，可不就是讓他們在明面上出來對付他們的。”

　　別看文官集團掌握大權，勛貴似乎失去了往昔的權勢，但實際上不管是在京城還是地方，勛貴的影響依舊巨大。

　　只是這種影響力更多體現在基層，而不是朝堂上。

　　因為能站在朝堂上的官員，都是靠科舉考試起來的。

　　但是偌大一個國家，又哪里是靠這么點進士就能管的過來。

　　文官，不過是獲得了朝堂和地方上的話語權，但是在施政上，還要受到地方士紳家族和勛貴實力的掣肘，所以也必須得到他們的支持。

　　文官，特別是御史，可以在位上的時候不鳥勛貴，可是等到以后呢？

　　致仕后的文官又如何，人家勛貴是世襲，哪怕是魏廣德這樣的家族，家中永遠都有大明的官員身份，是一輩一輩可以往下傳的。

　　有多少軍戶考中進士，可又有多少人因此放棄軍戶身份的？

　　其實鳳毛麟角，因為他們這些進士，家族多世襲軍職，可以躺在大明朝廷身上吸血到死，也屬于既得利益者。

　　文官可以奪走他們的權利，但是在世襲爵位和軍職上，確實半點都撼動不得。

　　敢動這個，才是真不死不休。

　　魏廣德和張居正對此其實都是有清晰認識的，兩人出身相仿，甚至張居正家族世襲的還是指揮使武職。

　　從中獲得的好處，那是只多不少。

　　魏廣德用勛貴做為威脅，讓那些文官投鼠忌器，張居正自然明白是什么道理。

　　想想，也就點頭默認了。

　　“此時其實現在也不急，事兒還沒定下來，只有大規(guī)模開鑄新錢幣以后，大明自己的銅料才會接濟不上，那時候才需要用倭國銅料。

　　此事下來，我找劉守有說說，他那邊的密探能夠跟著朝鮮商船跑到倭國，想來關系不俗，這也正是我們需要的。”

　　魏廣德又小聲說道：‘此事暫且說到這里，只等朝廷真需要時，咱們再操作也不遲。’

　　大明的銅料肯定不夠用，但是張居正看魏廣德早就胸有成竹，也就不再考慮此事。

　　其實，真要到那一天，戶部也未必沒人會想到此法，畢竟早前和倭國朝貢，倭國一開始也沒少送來銅料。

　　從張居正值房出來，魏廣德回到自己值房，馬上把先前王國光和朱衡提到的一些意見記錄下來。

　　這些，也是他完善新錢法奏疏的寶貴意見，反正張居正是把這事兒交到他手里，讓他負責草擬此文。

　　坐在座位上，魏廣德還在納悶，反復思考著后世是怎么從銀本位到金本位跨越的。

　　這兩天，他又翻出早先收到的來自月港和其他地方商人給他的書信，魏廣德多少也發(fā)現貌似歐洲那邊，人們日常使用的也是銅板和銀幣，金幣只是作為財富儲存起來的，并沒有進入流通領域。

　　想了半天，魏廣德也沒有想出頭緒來，只好甩甩頭，不再去考慮這事兒。

　　以他來自后世的思維，自認為已經采取了最佳策略，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，既能為朝廷賺錢，還能促進經濟流通的法子。

　　是的，魏廣德把賺錢放在第一位。

　　他哪里知道，三百年后，全球各國其實都是銀本位制度，從秘魯和墨西哥挖出了數萬噸白銀，暫時滿足了當時世界經濟對白銀的需求。

　　不過，這一切因為“特立獨行”英國的影響發(fā)生了改變。

　　搶到了一堆銀礦的西班牙成了當時歐洲的首富土豪，在當時，米蘭在為西班牙織棉，荷蘭在給西班牙生產條紋布，佛羅倫薩在為西班牙生產衣服，西印度群島在給西班牙生產海貍皮.....

　　但就在這個時候，英國卻站了出來并表示“雖然白銀很好，但是我拒絕”，英國開始反趨勢而行，在十八世紀開始讓自己國家的貨幣“英鎊”和黃金掛鉤，并在1816年正式采用了金本位制，推出了《金本位制度法案》，想讓黃金成為世界的主流。

　　只不過因為英國白銀和黃金的比例沒有調好，導致英國大量白銀都流向國外，甚至作為咨詢的牛頓表示十分愧疚并出來背鍋。

　　但也正是因為英國的這一失誤，黃金的時代就這樣誤打誤撞地拉開了序幕。